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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■ 朱靖华

    苏东坡的一生,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在其《饮酒说》中说:“予虽饮酒不多,然而日欲把盏为乐,殆不可一日无此君。”东坡虽不胜酒,每饮辄醉,但酒却成了他寻觅乐趣、待客宴游、思亲怀友、消愁解闷的伴侣;成为促使他产生创作灵感、发挥艺术才能的催化剂。如他在《和子由寒食》中说:“但挂酒壶那计盏,偶题诗句不须编”;在《跋草书后》中说:“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,便觉酒气拂拂,从十指间出也。”酒的神奇功能,看来正是东坡“日日饮”的重要原因吧?

    苏东坡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(1074)知密州(今山东诸城),至十年(1077)离任,共寓居密州三年。我作为苏密州当年管辖下的今安丘市金沙镇人,十分喜爱苏公知密州时所写的著名豪放词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及《水调歌头·中秋词》。前者是东坡在“酒酣胸胆尚开张”的情势下写成的,后者则是“欢饮达旦,大醉”下写成的。每当我开口吟诵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”时,常常敏感地联想到:东坡当年“把酒”之酒,是否即是我故乡久负盛名的“金沙高烧”呢?因为金沙烧酒历史悠久、工艺独特,乃声冠齐鲁的佳酿。它酒味香醇、回味绵长,素享“隔壁三分醉,开瓶十里香”之美誉。我想,如此好酒,东坡知密州时不会不饮它。

    从现有资料看,元末时金沙镇的酿酒业已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,而有“十里杏花雨,一路酒旗风”的记载。元末时即有如此盛景,则它的起源当然要追溯到元以前乃至推到宋之前了。东坡在其《与王庆源》信中说:“高密(属密州)风土食物稍佳,……近稍能饮酒,终日可饮十五银盏。”可见苏轼任密州太守时,对密州之酒已十分感兴趣,如不是当地酒美,本不胜酒力的东坡,缘何要一日饮十五银盏之多呢?

    据我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和调研资料来看,可有以下几个方面证实东坡所饮之酒即是金沙酒:

    历史上密州城并无名酒,只有距密州七十多里的金沙自古以来盛产美酒。此其证一。

    东坡在密州任上所饮之酒是白酒(即烧酒),金沙烧酒即为白酒。山东酒大致分为黄酒、白酒两种,而据《山东通志》记载:“各县皆有黄酒,黍米所酿,蓬莱、即墨为盛;烧酒以安丘金沙为最盛。”东坡在其密州诗中屡屡记述他饮之酒是“白酒”、“白醅”,如《谢郡人田贺二生献花》云:“玉腕揎红袖,金樽泻白醅。”《玉盘盂》其二云:“但持白酒劝嘉客,直待琼舟覆玉彝。”此其证二。

    金沙烧酒是用高粱制作,东坡在其《超然台记》中说“酿秫酒”。秫,即黏高粱也。此其证三。

    从地理上说,宋时密州为山东第二大州,东坡诗《答陈述古二首》其一云:“漫说山东第二州。”据史料载,北宋时密州的辖区很大,它包括了今山东的沂山、莒南以东,胶州、安丘以南的广大地域。东坡在其《超然台记》中曾记述他建筑超然台时,是“伐安丘、高密之木,以修补破败”,可见密州当时不仅包括高密,更囊括了安丘,自然,金沙镇也就直接隶属于密州的管辖之下了。再进一步看,原金沙镇是处在诸城、高密、安丘三县交界的地方,而其地的四分之三却是属诸城和高密管辖。因此,金沙虽今属安丘,但它实际更靠近诸城(密州城)。直到现在,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:金沙镇处在三县交界处,是一个“无粮店”,即三县对金沙皆不过问,金沙也不向三县纳粮。有一天,镇上出了一桩人命案,有人把尸首一脚踢到诸城辖界,诸城人则一脚把它踢到安丘辖界,又有人一脚把它踢到高密辖界,谁也不愿管这件事。后来,还是昌邑县太爷爱管闲事,便把人命案处理了,从此,金沙又成为四县共管的镇市了。金沙镇之所以开发早、商业发达,是与这种三县均不管的地理环境有关。所谓“山高皇帝远”,各地民众都聚积物资,来这里赶大集,因为不纳税,所以物价便宜,于是镇市便日趋繁荣起来,酒食业也因之特别发达繁盛起来了。此其证四。

    有一个特异现象值得我们注意:即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时,其作品中言酒者虽有,但较之密州任上却少得多。在东坡密州诗词中言酒者达到其作品的百分之七十左右。从东坡个人说,他在杭州通判任时尚是个“不解饮”者,而在密州却越饮越多,且花样翻新:他不仅诗饮、书画饮、宴饮,还野饮、刀剑饮、抚琴饮、流杯饮、打猎饮,甚至还强饮、痛饮、狂饮,他逐渐向“瘾者”过度了:“径饮不觉醉,欲和先昏疲”、“但恐酒钱尽,烦公挥橐金”。可见,这些嗜酒的描写,都是由于密州地区的酒美所造成。此其证五。

    金沙古来就有酒厂,而诸城本身则少有,一直到全国解放后,诸城的酒厂还是由金沙派技术人员去修建的。此外,胶南、高密、日照诸县原本也没有酒厂,过去这些地方要喝酒,大多是从金沙挑运去的。所以说,密州酒当即指金沙酒,这是理所当然的。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中说:“金沙镇在山东安丘县东南五十里,接诸城、高密二县界,为往来通路。明万历年间尝移莱州通判驻此,清移县丞驻之,今废。商业繁盛,产白酒颇著。”这一条文字已明显地说清:在诸城、安丘、高密三县,自明代以来,只有金沙镇产白酒最盛。再看现代史料《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》(上)中记载“酒类”时说:“高粱酒、黄酒,嗜者甚多,营业甚盛,商家之数,以安丘、掖县为最多,交易总值,在五十万元以上者,为青岛、安丘、泰安、济南四处。”在这条史料里,就密州地区诸县来说,只突出了安丘,而安丘酒,实际是指金沙酒。同书在记载安丘酿酒业时说:“全县酿酒家数约三百左右,而以金沙镇为最多,……酒味香醇,名驰远近。”可见在密州饮好酒,便只能是饮金沙酒了。此其证六。

    从语系文化说,金沙镇虽受安丘管辖,但它的语言体系却更接近于诸城和高密、胶州(宋时的密州也称胶西)。在金沙本地生长的土著,有相当一部分人是“咬舌嘴”,他们一生下来学说话,即呈“尖音”。譬如金沙一带地方戏称“周姑”,其实,“周”是“九”的咬舌音,应作“九姑”。再如这部分人读“鸡”为“只”、读“鞋”为“塞”、读“贫”为“盆”等,均是咬舌尖音所致。而安丘、老潍县一带语言,则无此咬舌尖音现象。“周姑”戏现称“茂腔”,茂腔接近鲁南的柳琴戏,戏尾多带“哼”之上升音作结束,这可能与掩饰其咬舌尖音有关。所以,金沙与诸城,无论在地理环境和语言文化上都更接近,所以说密州酒就是金沙酒,应是顺理成章的。此其证七。

    金沙酒之所以酒味特佳,与它独具的天然条件有关,其首要因素是水质所致。在金沙境内,有潍河、渠河、浯河三条河水相汇合,形成了特殊的甘甜水质,它极有利于造酒使用,这在诸城和高密等地,是都不具备的。另外,金沙还由于其造酒业历史悠久、经验丰富,形成它制酒工艺的精益求精,这更是金沙酒胜于其周围地区的重要原因。据山东金沙酒厂的总结,其原料和工艺讲究“七必”:“粮必精、水必甘、曲必陈、器必洁、工必细、贮必久、管必严”。此其证八。

    最令人惊奇者,是金沙烧酒(即过去的“二锅头”现今的“金沙白乾”)竟与四川泸州老窖和泸州大曲的香味相近似,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。众所周知,山东金沙与四川泸州相距万里,关山迢递,交通阻塞,古来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的天险,处在封建社会中是难以直接沟通的。两者的顺利沟通,必须有一个桥梁,这个桥梁我认为就是苏东坡。苏东坡作为四川人,他熟悉四川的各种酿酒方法,他本人又多次自己酿酒——如其著作中的《东坡酒经》《酒子赋》《饮酒说》等众多酿酒文字。而且东坡在密州时又曾亲自酿酒(见《超然台记》),因而他将四川泸州民间的酿酒工艺引进了金沙,使之升华为“饮时不知醉,出门迎风倒”的金沙白乾酒,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。此其证九。

    根据以上论证,我认为苏东坡在密州任上所饮之美酒,当是金沙烧酒。如果这个结论能够成立,那么,金沙酒文化历史,即可上溯到北宋苏东坡的时代,即在公元十一世纪中期(1074—1077)之时,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。

    金沙酒文化的悠久和兴盛,正反映出宋时密州地区的商业发达和人民文化素质的较高水平。而金沙美酒能与旷世无双的东坡盛名联系起来,则是锦上添花,展现出它欣欣向荣的诱人前景。

    (朱靖华: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,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)